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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不需要片面,更不应被愚弄……   

2007-08-23 14:47:35|  分类: 社会观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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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07年7月6日)看了央视10套《易中天与小崔说事儿》。

有人对易中天、于丹、余秋雨等学者教授有所非议,说他们是“作秀”,是“明星学者”,说他们应该在大学里做学问,而不应该到电视上来“炒作”,对此笔者是不赞同的。教授、学者应邀到电视台讲讲课,传播文化,这很平常,也是好事儿,无须大惊小怪,无可非议。至于他们因此而“火”了,这是客观存在,也不必去过多关注。

但是今天易中天与崔永元的谈话中有一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易中天认为:大众传播和学术研究是两个平台,两个概念。像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国家电视台提供的传播平台,它当然应当弘扬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以此强化大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至于知识分子质疑(置疑)与批判的天性应该用来去做学术研究,有关很多质疑(置疑)与批判应当去对政府说,而不是对大众。

此一说乍一听蛮有道理,但细“品”起来,就会觉得味道有些不正——易中天的“大众观”或曰“人民观”还是有些……。

一、先来说说易中天教授所说的“大众”。 其实,按今天在央视与小崔“说事儿”的语境来说,易中天所说的“大众”准确地说应当基本是指“媒体受众”。易中天可能是无意间混淆了大众和“媒体受众”这一概念的不同。如果说“大众”——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来说,一般是指除了当官的以外的那些人,他们是“大众”,是平民百姓,从“众”字的造字痕迹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一个国家中除了极少数统治者的绝大多数人。那么,易中天等一类非为官者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等,都是“大众”中的一员。但是很显然,易中天在这里所说的“大众”是排除了自己一类人的,那么,按今天央视的语境来说,他所指的只能是“媒体受众”。

二、再来说说易中天教授所说的“大众”——即“媒体受众”。 对于“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及其由此派生出来的其它文化产品,它的“媒体受众”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农民会有多少?民工会有多少?工人会有多少?一般文化不太高的城市居民老爷子老奶奶会有多少?十六七岁或以下的青少年学生会有多少?其实,“百家讲坛”的媒体受众(以及据此出版的同类书籍的受众),绝大多数一般应当是高中文化程度以上(上不封顶)的有文化的成年人,这其中有很多是大中小学教师、工程师、医生、公司职员、正在求学的大学生、退休或刚刚退休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儒商……这个推理和评估大概不会有大错。

三、“大众”——“媒体受众”不需要片面,更不可被愚弄…… 面对这样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媒体受众一族,易中天教授还要心存这样的“文化传播理念”,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商榷的。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代或两代人,对片面的极端的“教化”已经厌烦透了,更不用说当今青年。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媒体受众”中的很大一部分肯定不如易中天等教授学者深入,但也并非一无所知,更何况在诺大的中国,藏龙卧虎大有人在。因此,即使在“国家电视台”这样传播平台,面对上述这样的“媒体受众”,用所谓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来“教化”媒体受众而回避一些值得甄别、质疑、批判的糟粕是愚蠢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传播理念”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令人大失所望。受众曾经是非常期待着解读经典的,但听着听着,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因为听到的“精华”被解读的过于简单、直白,有的近乎浅薄(当然,我们允许于丹教授个人“心得”的存在和保留),于是我们在内心有了太多的抵触;再加上于丹教授过于优秀的出口成章铿锵有力的表达,不是背讲稿也太“像”背讲稿,缺了几分亲切,几分平和,几分谦逊……不像探讨而更像教诲。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学者鲍鹏山所著且发行并未“火了”的《天纵圣贤》一书,鲍鹏山在这本书里对“圣贤”、“经典”是一分为二的,至少从研究和著书的出发点来说是客观的,该褒则褒,该贬则贬,褒之有理,贬之有据,令人信服;而鲍鹏山并没有诋毁中华文化,相反,对中华文化在历史和世界上所发挥和正在发挥的作用是充分肯定和承认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鲍鹏山倒是给他的“媒体受众”以很好的引领,而不是“教化”。就孔子而言,于丹给我们呈现的是平面的、片面的、绝对化孔子,而鲍鹏山给我们呈现的则是三维的立体化的更接近与真实的孔子,唯其真实才更加可信,唯其可信才更具说服力。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而我们认为,鲍鹏山以及与之类似的学者所做的仍然是在弘扬中华文化,但更加有效。

我们有理由相信,易中天、于丹等更多的可能尚属于“大众”的学者和广大媒体受众的心理是一样的,那就是讨厌和拒绝片面、极端。其实,受众的心理规律极其简单:你越是不让看事物的另一面,他们就越想看到另一面,就像一些人总想知道伟人、明星的日常生活情况一样。《走下神坛的……》曾被很多人阅读,就是这个道理,人们需要真实、全面。文化传播应该传播真实,而不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如果中国人传播中国文化都不敢全面,“不忍”全面,无疑,这是自己对中华文化缺乏信心的表现。从这一点来说,那就连卢梭都不如了。

中国人被一种所谓极端化了的“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东西长期愚弄的年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宣告结束了,即使对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乃至政治体制的讨论也已经进入了“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层面……那么,极端、完美、至高无上再往前一步是什么?面对有一些文化素养的媒体受众,就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来说应该持怎样的理念?

有诗为证——

“我不是猢狲,不会再被敲锣者戏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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